摘要：日本之所以能成为少数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后发展国家，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日本农业政策支持下日本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及农户收入与工业高速发展时期的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实现了同步增长。但日本政府缩小农业与工业收入差距，维持农户收入水平的农业政策是以日本农业无法实现规模化经营、高财政支出及牺牲消费者福利为代价的。以小型兼业农户对农业收入依赖的不断降低，无法实现从农业向其他部门转移的农业劳动人口逐渐退出农业劳动及其家庭成员不愿再继续从事农业为前提，为提升日本农业国际竞争力，日本农业政策的重心正从社会政策向产业政策偏移。

摘要：“尼克松冲击”后，为抑制日元升值，日本官方长期进行外汇干预。“特别会计账户”中的外汇资金是较为合理的外汇干预资金的代理变量，根据该代理变量估算得出日本1971年8月至1991年3月的外汇干预月度数据，进而分析1971年8月至2017年3月日本的外汇干预行为及其效益与风险。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日本的外汇干预行为在稳定汇率的同时，也产生了较好的投资收益，尤其是外汇干预的账面收益和外汇储备的投资运营收益非常显著，这证明日本官方的外汇干预是成功的。为更好地规避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日本今后应适当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投资，提高对标准普尔500指数等其他金融商品的投资比例。

摘要：为缓解长期的通货紧缩问题，日本银行于2013年年初开始引入通胀预测目标法（Inflation Forecast Targe-ting，IFT）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度安排。然而从5年左右的表现来看，IFT并未在日本产生明显的效果。作为一种已经被世界上多个经济体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制度，IFT为何没能将日本经济带出通缩的泥潭？对日本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特别是传导机制进行重新审视发现，IFT在日本失效的原因可归结为日本银行的公信力较低，并缺乏有效的市场沟通机制，同时货币政策框架不够明确，因而无法锚定长期通胀预期，最终降低了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节作用。

摘要：基于总贸易核算框架，利用WIOD提供的数据计算1995-2011年中日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结构特征与责任分担问题，并进一步考察由中日贸易引起的碳排放转移。研究表明，中日贸易隐含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出口国的碳排放，来自第三国碳排放的占比有所上升；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主要集中于重制造业、服务业的中间品出口和轻制造业的最终品出口，日本出口隐含碳排放则主要集中于重制造业的中间品出口；在消费者责任原则下，进口国需为中日贸易隐含碳排放承担主要的排放责任，且第三国承担的碳排放责任大于出口国；中日两国分别处于碳排放转出和转入地位，第三国的碳排放转移地位具有地区差异，但总体上处于碳排放转出地位。

摘要：日本汽车行业垂直经连会的治理结构是典型的混合治理，核心企业通过对附属的供应商给予资金支持、生产组织管理指导、进行人事交流与交换活动和同步研发新产品等行为，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消除汽车制造业复杂产品生产所面临的协同困难，有利于提高集团整体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在日本经济衰退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本汽车行业的治理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其基本面仍然维持着，甚至还在强化。